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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孤舟的博客

 
 
 

日志

 
 

厉以宁在基尼系数的算法上做文章-平均主义还是两极分化  

2007-10-09 15:46:37|  分类: 贫富差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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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网络

 

厉以宁不愧为是经济学家。为了掩盖中国的两极分化现实,他居然挖空心思地在基尼系数的算法上做文章。他和《光明日报》的记者有这样一段问答:

 记者: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有人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6年是0.424,2000年增加到了0.458。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厉以宁:基尼系数通常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目前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并且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光明日报》2002年1月7日,记者张玉玲)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基尼系数是从洛伦茨曲线产生的。洛伦茨曲线的横坐标是人口百分比,纵坐标是收入百分比。它适用于衡量一切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只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上说,绝对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为0,全部收入集中于1%甚至1个人的社会,基尼系数为1。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国际上一般通用的分类是,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比如,改革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属于绝对平均之列,但实际上,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有差别,只是差别不大而已。

 

如果按照厉先生的说法,可以将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基尼系数,然后取其加权平均,则理论上任何社会都可以算成基尼系数为零。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别计算,大城市又要列出特别富裕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单独计算,最后,直至每一个人计算一个基尼系数,然后加权平均,必然为零。这样,就可以把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算成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但是,这还是基尼系数吗?

 

为了给两极分化正名,厉以宁还引用《水浒传》来把水搅混:

 “大家都知道,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何况吃大锅饭从来都不是一个锅吃饭。《水浒传》第二十回就讲到,晁盖火并王伦做了梁山泊的寨主,于是就立下了梁山泊的分配原则:山下抢到的财物在大厅中一放,分成两半,少数头领平分这一半,众多喽罗平分另一半,这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在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种情况吗?属于哪一个档次的就在哪个锅里吃饭。”(《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5月9日,记者赵明)

 这其实就是告诉人们,不要犯傻,不要再追求什么平等,差距是永远存在的,穷人和富人是命中注定的。说到这里,厉以宁其实有些自相矛盾。既然从来没有什么平均主义,那还反什么平均主义呢?其实,水泊梁山的两口大锅的差别,或者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差别,恰恰是大家可以认同的差别。把这种由于分工和贡献不同造成的差别,与今天社会弱肉强食造成的差别相混淆,从而为暴富阶层辩护,这难道不是厉先生的如意盘算吗?

 

接下去厉先生就“图穷匕首现”了:

 “最让人们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最要命的是,从前跟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咱们都一条街道的人,咱们都一个学校的人,咱们都一个农村的人,过去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了,这家是养鱼致富,那家是经商致富,自己收入提高不多,这种心理障碍应该说是很容易回潮的,而这种思想一回潮,就阻碍中国的改革,阻碍中国的发展,更谈不到创业投资的问题。”

 这样,在厉先生的口中,平均主义的回潮便成了当前中国创业投资的阻力。

 其实,厉先生不妨问问台下坐着的老板们:你们是被别人眼红而不敢投资呢?还是怕竞争激烈、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呢?

 作为经济学家,厉先生应该知道,通货紧缩意味着生产能力过剩,也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从1996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价格战愈演愈烈,工资螺旋下降,需求明显不足。政府一再扩大公共投资,一再提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仍然不能摆脱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平均主义,而不是因为贫富悬殊吗?21英寸的彩电降价到了800元一台的水平,但广大农民仍然没有购买力;等离子彩电3万元钱一台,暴富阶层仍然趋之若鹜,这也是因为平均主义吗?各地政府纷纷招商引资,实行亲资本政策,为资本提供各种免税、免费措施,帮助资本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也这是平均主义回潮?

 厉先生不会不知道,造成今天中国两极分化的,正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机制。政府权力本应该“公平优先”,限制资本自由,缓和弱肉强食过程,社会需求得以扩大,繁荣得以延长。但是,在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误导下,政府也高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调,使资本和市场力量失去制约,使中国社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绝对平均走向贫富悬殊。厉先生也不会不知道,摆脱需求不足的唯一有效药方是缩小贫富差距,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将财富部分转移到社会中下层,从而启动钢铁、水泥、纺织、粮食和农副产品市场,引发新一轮投资热潮。

 但是,厉先生摸了摸钱包,数了数银行存款,决定继续反对平均主义!

 四、厉以宁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我曾经与厉以宁的前辈、同事或校友谈起厉先生的言行,他们对厉以宁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多少感到惋惜和不解。厉先生人缘颇好,为人谦和,也比较勤奋。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是195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从入学之时算起,在北大已经49年了。记得毕业前夕曾写过一首七绝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到了1985年,即毕业30周年之际,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我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所增加的这几句,反映了我对北大精神的一种认识。

 

 

这段自述十分感人。如果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很可能肃然起敬。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在理论上的探索并未完全停止。当厉以宁谈到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当他提出道德是超常规效率的源泉时,应该说是探索到了经济学的最深层。遗憾的是,他停留于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没有进一步联系社会实践,更与自己的行动相违背。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对道德的重视恰恰蕴含了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示范、教育等方式使干部和工人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国有企业的按劳分配体制(八级工资制),从而使国有企业重新焕发出五、六十年代的“超常规效率”。这几乎就接近毛主席语录:“管理也是社教。”更遗憾的是,当他提出“认同产生效率”时,这个社会已经缺乏认同的基础了。第三,他更没有理论联系自己。结果,这一有生命力的思想就成了为暴富阶层辩护的令人恶心的皇帝新衣。

 无论从学、从政还是从商,厉以宁仍然是新一代年青人的成功楷模。但是,在有道德操守的厉以宁同辈人看来,大半辈子的清名和学问毁于晚年的权力和财富,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如果以善意测度,走到这一步,既说明了厉以宁并未做到“心寂寂,念休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厉以宁对西方经济内在的逻辑线索缺乏深层把握,比如,他可能真的没有认识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股代表的经济人动机问题。等到股份制改造成为轰轰烈烈的现实后,厉先生就被物质利益所劫持,被人请去咨询、讲课、推荐上市,妻子儿女又以“延宁”大事相劝导,一不小心掉进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包围圈。于是,入乡随俗,成了暴富阶层的代言人。如果以恶意测度,那厉先生就成了老谋深算,厚黑无比,善于赌博的精怪。我看,他还没那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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