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烟雨孤舟的博客

 
 
 

日志

 
 

李龙:论协商民主——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  

2007-10-28 01:48:13|  分类: 民主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论协商民主——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

李龙

 

 

        内容提要 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在论证协商民主的由来、协商民主法哲学基础的同时,结合实践,提出与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以协商民主为前提、以选举民主为纽带、以自治民主为基础的多元民主。指出了这些民主形式的优越性与某些不足,并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完善我国民主实现形式的借鉴意义作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 协商民主 选举民主 自治民主 交往行为理论

         

        民主思想令人向往,但民主实践却令人困惑。千百年来,多少思想家为探寻民主真谛而留下大量名篇与警句!多少政治家为民主的实现形式而不断求索。尤其是近代以来,各种民主理论相继登台,其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观、共和主义民主观和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观。尽管这些观点在实践中已遇到或将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们的代表人物和后继者仍然在不断探索新的突破。

         

        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按主体范围,可以分为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精英民主;按民主的活动方式,可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单一的民主实现形式,都存在一定局限性,正如古代和现代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精英民主又容易形成被少数人所操纵,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他倡导的“商谈论”(或叫“协商民主”)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但不少学者也明确指出,哈氏协商民主也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难于实施,有的甚至把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成是“乌托邦”。为此,哈贝马斯还专门作了辩解:“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套供选择的方案。”“许多曾经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会实现的。”那么,哈贝马斯的“商谈论”或协商民主究竟如何?我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一、协商民主的由来

         

        其实,协商民主并不是哈贝马斯首先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毕塞特便出版了《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书,第一次提到了“协商民主”,但只作过共和政府的一个原则。紧接着,曼宁在《政治理论》杂志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一文,开始从理论上对协商民主作了初步论证,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此后,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在著作中作了深入阐述。后来还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如爱尔兰的梅维·库克、澳大利亚的卡罗林·亨德里克斯以及美国的詹姆斯和费伦等人。但对协商民主论述最深刻的还是哈贝马斯,他撰写的《交往行为理论》(包括第一卷与第二卷)以及21世纪我国翻译出版的《事实与规范之间》和《包容他者》,使协商民主建基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

         

        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正是由于哈贝马斯的影响,围绕偏好转换而不仅仅是聚合的民主观念,已经成为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这种发展意味着一种复兴而不是创新。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

         

        据考证,在古典民主中,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古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制都可以找到协商民主的源头。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与会者权利平等,人人均可在大会发言,决定问题大都采用投票方式,但有时也采取协商方式。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有一批城市共和国,大都采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形式,其中以佛罗伦萨和帕都亚较为典型,国家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用公开投票作出决定。尤其突尼斯共和国,一直将协商民主延续到18世纪末。正如英国学者赫尔德所总结的那样:“城市共和国制度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许多论文和教科书提供了这种新政治的知识,并对它进行研究。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城市共和国对民主理论和实践都作了很大的贡献。”即使在中世纪后期的等级君主制阶段,协商几乎成为政策的重要原则,徐大同教授作为总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写道:“共同协商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不仅体现在立法活动中,而且也是行政与司法事务中的基本原则。”后期,便演变为各类等级会议。当然,这种协商仅限于在国王、僧侣和贵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在本质上不属于民主的范畴,但作为政治形式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当今世界,协商民主已成为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各种类型的协商比比皆是。有的国家正式建立协商的国家机关,如印度尼西亚便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越南有祖国阵线,即使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也必须用协商民主来补充,特别是每当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未取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时,必须通过协商组成多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业已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早已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哈贝马斯还就《包容他者》一书对这三种理论作了比较。他说:“'自由主义'认为,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不同利益来安排国家”;“公民的政治意志形成于意义上的政治,其作用在于联合和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因为追求的是用行政手段行使政治权力,以实现集体目标。”“'共和主义'则认为,政治的功能不仅仅在管理;相反,政治是整个社会化过程的构成要素。”它们在民主理论上的具体区别,至少有三点:第一,公民概念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是主体权利确立的,而主体权利是公民面对国家和其他公民所固有的”,因此,“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消极自由( negative preiheten)的模式来确定。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社会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preiheiten) ,它们不仅确保公民不受外在强制,还要确保公民参加共同的实践。”第二,法律概念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定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共和主义认为,这些主体权则应归功于一种客观的法律秩序,它促使并确保公民在平等、自主和相互尊重基础共同生活,并达成一致。”第三,对政治过程理解的对立。“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就其本质围绕行政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各政党为了权力而你争我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谁最终获得权力,则由选民来决定。选票的投入与产出,同样是策略行为。”共和主义认为,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在公共领域和议会中的形成过程所依赖的,不是市场的结构,而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交往结构,其目的是为了沟通,公民自决实践意义上的政治范式不是市场(market) ,而是对话(Din long) 。哈贝马斯基本上是站在共和主义一边的,他说,共和主义有优点,也有不足,并在这个比较中,引出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经过补充与完善之后,正式提出和论证协商民主。他写道:“话语理论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那里吸收一些因素,并把它重新组合起来。”⑨那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与科学涵义是什么呢?下面就谈谈这些问题。

         

        二、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

         

        协商民主有微观和宏观两种,所谓微观协商民主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形式,主张以理服人,强调有一套公共的程序规范,目的是为公共的机关协商提供理想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是舒亚·科恩。哈贝马斯主张的则是宏观的协商民主。西方所讲的协商民主,主要是指哈贝马斯的观点。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是以交往行为理论基础而建构的一种民主实现形式,它以交往理性为哲学支撑。大家知道,理性是西方传统理性的基本概念,也是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和确立的主要思想武器。这种理性有致命的缺陷,即“落入了先验论形而上学的罗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性的片面化走向了极端。作为法兰克福的第一代与第二代掌门人的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便抓住这个焦点问题,并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为靶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要害是:“它把问题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工具理性的倡导者把人的生活领域和人际关系的一切纳入官僚机构管理范围,把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可以用规则来处理的“典型案例”,从而抹杀个性的自由和个体的差异。在这里,金钱和权力成为了决定性的调节杠杆。哈贝马斯把这种状况和现象,特别是管理形式,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首次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统治”,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倒置和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于是,哈贝马斯在西方传统哲学“三个世界”(即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础上提出“生活世界”这个崭新的概念。

         

        哈贝马斯在否定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同时,完善了实践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无非是人在生活实践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明确指出:理性“必须看做在实践中生成的,即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后天能力。”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交往理性的行为,一类是工具理性行为。而交往行为服从和遵守有效性规范,而工具理性是被资本主义功利原理“异化”的理性,一切着眼于“利益关系”,实现利益最大化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他认为,人的理性化应看作一个社会化过程。即人为了在社会共同体中融洽地生存,应不断学习的学习和适应各种社会规范并自觉地将自身融入其中的过程。因此,它同工具理性属于两种不同的范围,它是生活世界的事。

         

        实践理性的集中体现就是人们相互间的交往行为,或者说交往理性是实践理性的核心。哈贝马斯所讲的理性,实际上就是指交往理性,而这种交往行为必须以语言作为中介。当语言涉及客观世界时,哈贝马斯强调了“真实性”;涉及社会领域时,他要求“正确性”;涉及主观世界时,他力求“真诚性”。这实际上是所谓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伦理理性三者统一交往活动的全过程,人们称之为交往活动的“三原则”。它们相互区别,相互补充,不可分割。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分为三类:一是规范性行为,即依据善恶观念而发生的自我规范;二是协调性行为,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或集体行动中实施规范;三是表达性行为,即表达感情和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同时,他严格要求在交往行为中,以不使用权力与暴力为前提,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凡讨论公众事务时,作出的决定必须为多数人赞同方能有效。

         

        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协商民主应采取双轨制模式,即公共领域的非正式协商和决策机构的正式协商。公共领域的协商形成共识后,经过机制或国家“公众信息流”传递给国家,传递的机制主要是选举与媒体。因此,协商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和制度的框架。

         

        哈贝马斯极为重视法律在自由平等交往中的特殊作用,重视协商民主的法制化,因此,他强调:“所追求的政治权利必须这种方式来确保参与一切同立法有关的协商过程和决策过程,即使得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行使对具有可批判性和有效性主张表示态度的交往自由。”lx他又说:“商谈原则要能通过法律媒介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形式,只有当商谈原则和法律媒介彼此交叠,并形成为一个使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建立起互为前提关系的权利体系。”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否可以归纳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的成果,它属于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的领域。第二,交往行为不可或缺的中介是语言,于是便形成了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第三,交往行为必须贯彻三个重要原则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第四,交往行为的参与者必须是平等的,并要排除公共权力与暴力的干预。第五,协商民主的全过程,必须发挥法律的特殊作用。不仅协商达成共识,而制定新的法律,而且商谈的过程也要遵守有关规范。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还处在形而上阶段,它的真正实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尽管如此,他的理论带有空想性质,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实现形式是有借鉴意义的,如果使之结合国情,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不断总结经验,也许会成功。

         

        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在我们讨论协商民主时,自然会联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便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创立,便意味着“一切属于人民”。但宪法这一庄严宣告,毕竟还是在纸上,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建立一整套民主的实现形式。党和国家对此极为重视,通过反复实践,业已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尽管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总的来说,它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就是以协商民主为前提、以选举民主为纽带、以群众自治民主为基础的多元民主。

         

        1、以协商民主为前提

         

        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胜利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民实现协商民主的直接产物。大家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就已产生,并因通过著名的“双十协定”而闻名世界,人们称之为旧政协。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即我们现在所讲的全国政协,通过了三大法律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由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的人民政协暂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很高威望。按“共同纲领”规定,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人民政协决定的,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员大都是由政协通过协商或选举产生的,在六个国家副主席中,便有一半是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在四个政务院总理中,便有两个来自民主党派;在政务院部长、副部长中,有几十个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可以说是真正的“联合政府”。这便表明:协商民主的确是我国民主的前提。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在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长期共存、长期监督”的方针,特别在1957年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对人民内部要用民主的方法。这里所讲的民主的方法,意思就是指协商民主。此后,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破坏民主的浩劫,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协商民主有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几个重要决定,完善与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使我国的协商民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然,我们的协商民主与哈贝马斯所讲的“商谈论”或协商民主是有较大区别的,不能同题并论的。但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对我国完善协商民主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至少有三点值得参考:第一,他讲的协商民主应贯彻“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值得借鉴,有利于我们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有利于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与发展。第二,哈贝马斯强调商谈的参与者,要平等相待,强调在商谈中排除公共权力与暴力的干预,特别是强调法律在协商民主中的特殊作用,要求商谈过程要实现法律化,这对于我们实现政协工作法律化、规范化有很大好处。我国宪法尽管在“序言”中提到政协,但在法律上尚未给政协定位,我们现在的政协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按我国形成的宪法惯例,与全国人大与各级人大同时开会,并通过建言献策,共商国事,但在法律上既未界定“民主监督”的法定含义,也未提到政协“提案”的法律性质。就是说,政协从组织到活动都与法律没有联系,或者说存在一个“法律真空”。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应予以解决。当然,我们不能搞西方的“两院制”,但有一个明确法律定位是必要的。第三,哈贝马斯重视协商的经常性,强调由协商形成决策,对我国民主的完善也有启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很早有“双周座谈会”的不成文约定,政协委员有民主监督的职能,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规范,难于坚持,难于贯彻。当然,我国的协商民主的实践,比哈贝马斯的商谈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借鉴哈贝马斯商谈论中有用的理论,还是大有裨益的。

         

        2、以选举民主为纽带

         

        无论是古代民主,还是现代民主;也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更不管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还是法国议会的产生,都必须通过选举。即使是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离开选举。因此,列宁称选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事实上,选举民主悠悠岁月,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它历经几千年来的演变与发展,选举已经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

         

        新中国从成立起,就非常重视选举民主,准确地说,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现在,我国的各级领导人与负责人,大都是通过选举确定的,上从国家主席,下至各村村长,几乎都经历了选举程序。就是在协商民主中,也贯彻了选举民主的精神,即使各级人民法院,其审判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主要是判决) ,当意见不一致时,也需要通过投票程序。因此,选举民主在国家生活中极为重要,它如纽带一样连接着各种民主形式。一个国家民主程序的高低,与选举民主有直接关系。毫无疑问,我国的选举民主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但不能不看到其中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我们可以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首先,哈贝马斯反复强调民主的参与者,都应是平等的。我国选举法也明确确认了平等原则。但由于我国城乡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实际上还存在差别,按规定农村每四十万选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而城市则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就是说,农村选一个代表的人数大大多于城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缩小这种差别。再如将户口在北京的各级领导,作为候选人分配到各省,这表明,家住北京的人大代表数量远远高于任何其它城市。当然,这是有原因,考虑到实际情况的。但这种状况不宜太长,建国已有50多年了,应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有碍平等选举的贯彻。哈贝马斯这段话值得我们借鉴:“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

         

        第二,哈贝马斯在他提出的“商谈论”中反复强调所谓“道德教化”,实际上就是在群众要进行思想教育,倡导“话语伦理”。这一观念对我们搞好选举民主是有启迪的。当然,我们在选举过程中,党和国家也反复地进行了宣传,诸如“人民选代表,代表为人民”等宣传标语与口号,以及各种普及性的选举手册等等。但宣传的力度还需要加强,要从伦理上去论证人民代表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与必然性,引导人民从内心里去重视选举,并把选举代表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在选举中应尽快克服某些形式主义的做法,使选举活动真正成为人民意志与利益的表达方式,绝不是走过场。

         

        第三,哈贝马斯反复论证商谈必须排除外力干预,认为权力与暴力与商谈是不相应的。当然,公共权力给予选举的支持是必要的,诸如提供经费、场地和服务工作;但这与干预性质完全不同。我国在选举中,国家对人民行使选举权给予以各种支持。但在个别地区,有关机关干预选举的情况也偶尔发生,甚至硬性宣布某次选举无效。这是值得注意的,也是必须杜绝的。如果选举人合格、程序合法,其结果就应该有效。任何单位都无权加以更改。

         

        3、以自治民主为基础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或者是自下而上的。这一说法不全面,因为中央的政治体制已有较大的动作,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并在中央政治局上通过。邓小平同志当时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鉴于政治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因此,人们感到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缓慢。

         

        在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即自治民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也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效。这种自治民主有三大特点:一是直接选举,村民亲身感受到民主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使其意愿得以自由表达。确实是对沉睡数千年的中国农村的唤醒。第二,按村民自治条例有序进行选举,实现了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则。第三,绝大多数地方,农民选出了自己信任的当家人,并在事实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从十多年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个别地方,出现宗族观念和黑社会势力,并迫使群众为其投票;选举程序与方法尚欠成熟;有外来干预现象。出现上述情况,一是理论准备不充分;二是有实际困难;三是个别部门领导不重视、不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搞好村民自治也有一定借鉴价值。首先,哈贝马斯在论及共和主义民主观时指出:“共和主义民主模式既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不足则是过于理想化,并让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趋向(Tug end);“而”用道德来约束政治话语,是大错特错的。“于是,他主张程序主义的民主。因此,在村民自治中,要强调程序。事实上,程序正义是民主的三大原则之一,每一道民主环节要有规范依据。其次,哈贝马斯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民主中要防止出现多数人暴政。采用自治民主的农村村民委员会与城市居民委员会是我国社会的基础,其民主程序直接影响我国的政体,直接关系人民切身的直接利益,务必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也必须以它为基础,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民主形式。

                         

来源:中国法学 2007(1)  来源日期:2007-9-27   本站发布时间:2007-9-27

  评论这张
 
阅读(7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