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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孤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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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人民权力的让渡  

2007-10-27 21:55:27|  分类: 民主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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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概念的文化价值的理解(三)

□李鹏程

如果说古代民主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民主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话,那末,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实行直接民主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因而,“代议制”的政治建构就成为必要。

与这种必要密切联系着的民主概念就是“权利的让渡”。讨论权利让渡的文化合理性问题,是民主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国土范围广大的现代国家出现以后,在商业贸易的广泛交往和“大市场”甚至于国际市场出现以后,在其所决定着的直接民主政治衰亡的时候,孟德斯鸠论述了代议制的必然性。他写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

于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中,“代表”概念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词”。

直接民主转换为“代表制”,这是民主价值概念的一个巨大转折(历史进步?)。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原初的素朴的“民主”(直接的民意)在近代以来之历史命运的无奈。“代表”的制度(代议制),作为一种理念创新,给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代表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与人民的权利有什么关系呢?人民权利的让渡过程能否保持人民权利“不减少”呢?人民权利在让渡之后还能够保持权利的“民主”性吗?

同时,从“让渡”的基础上来看,让渡涉及到代表的产生问题。代表的产生应该以多数同意为原则呢,还是应该以选贤任能为原则?这就首先涉及到两种选拔方式:一种是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即选举制,另外一种是考试(考察、考核、荐举)制,还有协商制,等等。

我们应该对“让渡”的实质进行哲学分析。这一分析涉及到三个方面,即:1,让渡者;2,代表;3,让渡形成的公共领域。

从理论上讲,形成代表、代议制的让渡,对于让渡者来说,不是把一个人的全部权利让渡给另外一个他人,而是首先把个人权利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个人继续保持着,而另外一部分(少部分或者很少部分)则被让渡给一个作为代表的他人而“以公共权力的形式”为让渡者个人保持着。公共权力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有关,而个人在已经建构的公共领域中,重新获得自己让渡出的那一部分权利。

而对于代表者个人来说,他持有三部分权利:一部分是他本人的权利,第二部分是他本人让渡给公共领域的权利,第三部分是他持有的其他人让渡的公共权利。实际上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一体的。这两部分都是他为别人“暂时的”、“保管式地持有”的权利。从理论上讲,这两部分是他不能自由运用的权利,他必须负责把它们以公共的方式在他人需要的时候归还给他人(包括作为公民的他自己)。到底何时归还、如何归还,不能根据代表的意志和愿望,而必须根据他人的“集体共识”和“共同体的利益和意志”。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中的“契约论”假设,并没有全面解释这种权利让渡的情况。

为了使得个人意志和利益以公共的方式得到体现,就必须建设社会的公共领域,政治领域是整个公共领域的核心。在这里,许多个人的私权被积聚和集中起来,成为公权。公权就是对公共领域的制度、规则和公共利益的“归还性分配”的管理和协调的权力。

代议制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防止代表者把公权私用。这包括对代表者的公共素质的培养和对在他们身上可能发生的公权私用的行为的防范、监督以及处理;

第二个方面,是建构公共领域的制度、规则。以制度(机构以及政治设施)和话语符号(宪法和法律体系、文化认同体系等)的方式,形成国家、民族的共识和凝聚力,并有可能形成对公共社会交往活动和公共问题的处理进行“合法性”评价的价值标准。

第三个方面,是从总体上对公共权力进行相互制约性的分布、分划和相互制衡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繁多性从一个侧面足以说明,监督和制衡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很重要的问题和很必要的措施,但不是全部问题和全部措施。应该特别提醒的是:公共价值理念的建设和“代表者”的价值素质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方面。

总之,代议制是当代政治的基本特点,因而对代议制的哲学研究应该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任务。

附论:

从对价值民主概念的维护的思路,我们似乎应该重视民主的目的价值。从民主价值的本意来思考: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能够自由而平等地享有福利的生活,而不去刻意追求“政治参与”的自由与平等价值,也许这可以使得我们解放思想,设计出更能促进这个目的实现的善治(治理)方式。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老杜威曾经说过:“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 杜威实用主义的价值目的论的积极意义,尤其在热炒民主话语和符号的今天,值得我们深思。

波普以他的“保护主义”的国家观强调了民主制度的目的论实质,即民主的基本理念应该并不在于相信“大多数总是正确的”,而是在于民主比别的其他政治价值更能够给人民追求福利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提供社会制度的保障。

应该认为,对价值民主的讨论,可以揭示它在其总概念中蕴含的许多概念的真实文化内容,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对作为价值的民主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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