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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2007-10-12 10:05:29|  分类: 贫富差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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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vwdoe    版权:木舟的世界     发表时间:2002

本文已作为参考文献被《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是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件》(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Vol.2 No.4 P.6-8)引用。网络位置见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在1950年到1997年之间,全球经济年度总产出从5万亿美元扩展到了29万亿美元,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与最贫困的2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在“十五”期间,必须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普遍采用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洛伦兹曲线就是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的曲线。一般说来,曲线的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特别地,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XL。见下图1,图中横轴OX表示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表示收入OY的累计百分比,曲线ODL为该图的洛伦兹曲线,ODL 曲线与对角线OL的面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平等面积”,OXL与OL的面积就是“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就是基尼系数,该系数可在0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基尼系数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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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图)

    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居民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克服了其它方法的不足,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专家建议: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的一些社会、经济学者计算了有代表性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周期估计值)如下:0.2875(1985年,陈宗胜计算。),0.3515(1995年,向书坚计算。);世界银行对我国1995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估算数字是0.445;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89,0.375,0.379,0.386和0.397;2001年8月,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说,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39。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已经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现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避免两极分化过度,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

    第一,是个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据初步估算,目前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止2001年5月,我国还有3000万人的贫困人口(中国1997年这一数字的统计为5800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中国城镇上10%最高收入户与下5%困难户家庭平均每人全部收入之比为4.71:1。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占4.97%,而600元以下的占4.37%。农村居民上5%与下5%之比大约为8.33:1。 随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形成。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占总调查户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0%的金融资产。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20%高收入户存款占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高达55%。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甚至更高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还有几千万的人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规模已相当大。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第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7:1,而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经一度缩小到1.6:1。由此,进一步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拉大,1995年为2.7:1,而1990年只有2.17:1。

    第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拉大。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例如1997年国有部门金融保险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其他经济单位之比1.80:1,国有计算机应用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其他经济单位之比为2.45:1,1997年航空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与制造业职工工资之比为2.84:2.03:1。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第四,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资料显示:1995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之比为1.70:1.21:1,比1990年的1.50:1.17:1继续拉大。1995年东、中、西部非农职工工资收入为1.59:1:1.24,比1990年时的1.24:1:1.12继续拉大。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与收入最低的省收入之比为2.38:1;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与收入最低的城市收入之比为4.88:1。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但1996年以来的很多情况显示,收入差距扩大已开始伴随“两级化”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困(“马太效应”)。如国家统计局在部分城市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一些农村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特点。显然,“两极化”基础上的差距扩大与收入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

    收入差距的扩大,拖了共同致富的后腿。“两头大,中间小”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两头小,中间大”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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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现阶段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有劳动者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1)个人所得税征收效果不理想。高收入者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比例最大。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系统和普及“三条线”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个人税收方面,要加强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1998年个人所得税征收300亿元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600亿元。另外,结合实行金融实名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利息税,开征新的个人税项目,以降低高收入。

    (2)城乡壁垒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例如外来农民工自己不能在城市里注册开店,只能从城里人手里租用办茶馆、办美发店的执照,许多有门脸房的城里人成了食利者。这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来进行。不改变大量农民土里刨食的状况,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让一部分人参与城市经济,分享城市经济的果实;让更少的农民分享日益增加的农村收成,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捷径。

    (3)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和东部沿海的各种特殊政策客观上起到了拉大东部和中西部差距的作用。中西部的发展不能加快,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就是一句空话。 要强化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力度,没有政策支持,中西部的发展难以加快。当初沿海放城市吃了不少政策优惠的好处,现在中西部由于地缘因素制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没有政策倾斜,这个差距靠自然发展根本不可能缩小。因此,中西部必须依靠外力的推动。国家财政税收应该建立东部反馈中西部的机制,这样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才能有可能缩小。

    (4)对保险福利的漠视。许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由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用劳动的低成本与其他企业竞争,以获得非垄断的超额利润。非公有制从业人员收入高,但是一般没有什么社会保险。要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非公有制单位拿现钱过多的状况,削减的一部分收入可以注入社会保险基金,共同承担社会风险。

    (5)行业垄断。行业垄断导致超额利润。竞争引入电信市场后,我们尝到的好处才开头。今后要进一步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

    (6)违规、违法经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人为了获得300%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少数走私分子获利达到上亿元,必须严惩不贷、取缔违规和违法的经营行为。

    (7)腐败。权力的市场化直接导致腐败。政府要调控市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活动。 少数腐败分子的非法所得动辄到达上千万元,形象极其恶劣。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相当重要。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

    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增长减缓和低收入面扩大是导致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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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增长减缓和低收入面扩大是导致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转移。

三、贫富分化的经济影响

    从社会发展的层次上分析,如果不控制贫富差距的话,不仅会造成很多其他问题,甚至会引起中国经济的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其一,经济不平等造成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其二,即使不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如果不平等,也会出现“再分配型的政治”。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收入很不一样,有些社会集团老是要花时间去抗议,要求再分配,虽然还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定,造成革命,但即使这样,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掉了,也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下降。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社会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城市人和农村人各自的收入水平参照系不同,会导致对自身的收入满意度不同,所以很难放在一起比较。而目前国际上计算基尼系数是在全社会内进行统计对比,忽略了城乡二元制结构与基尼系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区差异较大,而每个人的具体坐标系都放在本地区、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并不会放在全国。这样,由贫富分化引发的政治不稳定和矛盾冲突也不会太突出。当然,基尼系数是一种预警指示灯,在引起政府重视的同时,关键还是要做好引导,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总把“杀富济贫”挂在嘴边。要建立一种承认差距、尊重智慧和劳动的价值观、体恤穷苦的社会氛围。

    其三,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出现很大一部分穷人。穷人不得不把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上,就没有钱来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一大部分人得不到基础的教育,得不到基本的卫生保障,从而他们的体力、智力等都会比较差,这样一来更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好几个独立的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是在下降的。具体到我们国家,这几年增长率下降,很可能与收入分配有关。比如我们现在都感觉需求不足、经济过剩,为什么呢?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这是引起当前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不适当,导致穷人想买很多东西却没有钱买,甚至连吃饭的钱都要省,他的需求不得不下降;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除非是巨富,否则先富起来的很多人可能每年有5万10万的收入,可他其他的东西都有了,要买更大的东西有没钱买,所以他就存钱。这样就造成目前的内需非常弱。而需求不足生产就要下降。

    在农村,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微弱,他们的需求也随之非常微弱。而在城市,出现了贫困层,目前保守的估计是2000千万人。农村的贫困人口可以非常贫困,但他还有那么一块地,还有最后的保障,包括在城里的那部分民工,一旦城市收缩没办法了还可以回家去种地,虽然吃得不好但还有一口饭吃。城里的贫困人口就真正是一无所有,一旦被抛到街头,没有工作了,生活就会急剧下降。所以,估计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开始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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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贫富分化的对策:创造“机会平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当今贫富差距拉大是显见的事实,这使一些人产生怀疑,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

    针对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我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在2001年基本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上个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应当承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国政府已经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相信会继续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

    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路还是会很长。我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此问题时谈到过这样一段话:“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做出市场经济的选择,但人们往往对效率和平等的关系提出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替换’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个大类。奥肯所说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互相促进的。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机会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

    应当说,谋求平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产生的“结果不平等”。比如说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就业机会越多,岗位越好,收入越高;相形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备适用的专业技能的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2002年3月的第九届全国人代会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其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政府工作任务:即我国今年(2002年)“要把解决好就业问题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多方采取措施,力争使今年的城镇就业人数比去年增加800万左右”,并且特别在报告中提出了“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继续做好“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切实把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等具体目标。

    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改革来解决。在基尼系数高企的今天,政府打击腐败,强化法治,加强税收管理,从而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规范收入分配政策和调控收入分配关系上,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方面,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监控体系。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是积极打破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制定《反垄断法》来有效制约垄断经营行为和对某些自然垄断性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二是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三是完善市场规则,构造竞争机制,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严肃法纪,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制止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所起调节作用的局限性。即某些时候,市场力量不仅不能作为消减居民收入差距的依靠力量,而且任由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其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购买更多的质量更好的教育服务,从而越可具有更高的劳动力素质,越可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投资能力越强,投资途径越多,选择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

    对于改革过程中必然多少会发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个人条件不同而引发的“结果不平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政府要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一方面扶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强化社会保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税收政策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力求实现共同富裕。当前,这两方面中,又当以前者为重点。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是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进入门槛,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二是扩大就业容量,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搞好城镇社区服务。三是丰富就业形式,大力推行非全日制、临时性、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四是改善就业服务,培育和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能力。减少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限制。对就业困难的弱势群体,在安排就业岗位时给予必要的照顾。(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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