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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孤舟的博客

 
 
 

日志

 
 

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2007-11-10 19:08:37|  分类: 民主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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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
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
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脱离政治权力而独立的品格,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
好撑船’,本校肚里眼看驶飞艇才好。”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
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阻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劝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她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
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
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在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
    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是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畅,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韧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一九九八年四月    (此文系为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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